本书聚焦于“外国公使觐见礼”，分析清代宾礼体制的原型、变体及其思想体系，进而探讨“天下秩序”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关联。通过考察“外国公使觐见礼”的制订过程，可知从“宾礼”到“礼宾”的改变并非一蹴而成。清政府面对外来刺激时，自有其内部转换的机制，不只有外在形式上的变革，更有内在观念的调整，故清政府提出“客礼”概念，作为中礼与西礼之间的过渡礼仪，也使“天下秩序”与“国际法”的思想相衔接。但当“客礼”无法再解释公使请觐时，“宾礼体制”宣告结束，“天下秩序”也不再是清政府对外关系的中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