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十四五岁的我喜读鲁迅作品，尤钟情于鲁迅杂文。那时家中有毛边本《坟》、《热风》、《华盖集》、《准风月谈》、《二心集》、《三闲集》、《且介亭杂文》等，常常随携阅览，竟至如醉如痴。大约在1957年春天，邻居关先生（一位中专语文老师，无子女）一次见我这个初三学生在读《准风月谈》，他观赏书本后叹曰：“难得，是毛边本！”随即又问：“这书名是何意思？”我一时语塞，关先生说，当年杂志编辑怕惹事，要作者“多谈风月，莫讲国是”，鲁迅以“准风月谈”名书，乃讥刺当年的文化专制。此后，关先生下班、我放学回家，一大一小的两人常在院子里指天划地，议论滔滔。记得关先生说，鲁迅的随笔达到中国文学的一个极致，其对时弊的针砭，有些至今犹感真切。又说，鲁迅希望自己批评时弊的杂文“速朽”，但时弊难除，鲁迅杂文因而“不朽”。关先生的话，我似懂非懂，但也仿佛领略到一点鲁迅杂文的奥妙。以后，每读鲁迅书，总想起关先生高大的身躯、慈祥的面容和兴致勃勃的宏议，连带悟到：貌似轻松的随笔，也往往藏有机锋，介入生活的力度并不下于鸿篇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