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个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相互间的关系也是源远流长。从史学史的专业角度出发，笔者对中国史学中日本研究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怀揣鄙陋之见求教于两位授业恩师。乔治忠先生从其大作《环球凉热――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历程》出发，嘱以从中国历代域外载记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孙卫国先生则从大作《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出发，启发以“从中国看周边”的思路着手，从文化交涉学和心态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在两位先生的启发和鼓励之下，笔者开始逐渐深入和扎根于此领域之中。在乔先生、孙先生的关心和帮助之下，笔者于2008年9月作为南开大学与爱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身份负笈东瀛。在日本学习期间，笔者收集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资料，了解了日本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爱知大学受教于日中关系史研究专家马场毅教授，使我对中日关系史产生了的认识。同时在选修马场先生的研究演习课时，笔者即把*近的研究心得发表出来，得到了先生认真的指导和中肯的批评意见，获得了很多的启发。除此之外，笔者留日一年更重要的收获是有了亲身体验的机会，可以跨越时空与先贤对话，体味异域文化的别样感受。这种对异域文化的体察和认识，更加有助于自己对明清时期先贤们的日本研究的深刻认知。
　　中国古籍中关于日本的*早记载要从《山海经》开始，以后历代史书中关于日本的记载逐渐丰富起来。其中主要以正史中的记载为主，共计有十四种十五篇专传对日本进行了研究。而日本研究的高潮则以明朝为发端，标志就是薛俊《日本考略》的出版。虽然此书篇幅不大，研究也不够深入，但这毕竟是中国现存的第1部专门研究日本的史书，其历史地位应该得到彰显。而随着明代倭患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抗倭援朝战争的展开，大量研究日本的史籍不断地涌现，甚至出现了众多以御倭为军事目的的专书，而一时学界的著述巾也纷纷针对倭寇问题发表看法。明亡清兴以后，对日本的研究也渐渐转入低潮。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日关系开始逐渐紧张。中国日益落后和被宰割的局面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蒸蒸日上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清朝又逐渐兴起了研究日本的高潮。特别是两国交往不断密切以后，大批中国人赴日，亲自调查和了解日本。其中既有清朝驻日外交官，也有政府派出的考察官员，还有公费或自费的留学生，他们中很多人编纂完成了专门研究日本的史籍。清朝日本研究的高峰无疑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书。中国传统史学十分发达，但主要是对本国历史的记载，并不十分重视对外国历史的编纂。类似明清时期这种出现大量日本研究史籍的现象显得极为罕见，中国传统史学中对任何其他国家的研究从来没有像对日本的研究这样重视，可见探讨这一史学现象显得极为重要，而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