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曼已经使人们注意到，《纯粹理性批判》按照康德的初衷应当同时包含着纯粹实践世俗智慧或者道德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奠基。一部专门的《实践理性批判》的计划很晚才出现，而且很值得花费力气去探索它的起源。对这个批判计划的最早的清晰预告，即《1765-1766年冬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告》，已经谈到“整个世俗智慧的批判和规定”，它“作为一个整体”，应当“不仅对其认识的起源且对其错误的起源作出考察，而且草拟出持久而且合规则地修建这样一座理性建筑物所应当遵循的详细蓝图”①。稍晚③，康德预告了对“形而上学乃至整个哲学的独特方法”的研究。但是，他“把这部作品看做是所有这些计划的主要目标，想把它再放一放”，因为他还缺乏“能够具体地指出独特方法的例证”。出自这个理由，他想“先抛出一些较小的作品，对我来说，它们的材料是现成的，其中第一批将是《自然世俗智慧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和《实践世俗智慧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这样，主要的著作就不至于因为详尽而又不充分的例证被过度拉长”。